陈亮集(陈亮集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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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明是利润、周公等圣贤人物。但是关于对孔明的评论的发言却大不相同。因为他遇到了*世，又遇到了精英豪雄，处于不幸的境地。(威廉莎士比亚，温斯顿，李安) (威廉莎士比亚，温斯顿，李安)当人们纷纷利用世进时，唯独孔明退守一角，**隐居，等到刘备多次前来求教，才能在山里工作。(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流言蜚语》)孔明在百济省受到多哥的出名后，暂时主管国政，他既没有放弃异**力量，也没有独自行走，但人们没有说孔明的坏话。他力气大，可以支持蜀主，但主不怀疑他占了位置的李心。他的权势压倒了所有大臣，但没有受到大臣们的嫉妒。他精心治理蜀国，有序地整理了蜀国上下风俗教化。宽容小错，不严刑，所以没有像小霸王一样*政。(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宽恕名言》)用简单的方法服兵役百姓，即使百姓感到劳苦，也不顾自己的疲劳。(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自由名言》)用拯救生命的方法惩罚犯人，死了也不抱怨犯人被*。这些都是作为行人的主人可以做的事。孔明都做得很好。他确实是利润、周公一样的圣贤。但是谈论他的人认为孔明有关中的德能，所以把身体托付给偏僻的地方，只是小霸王的臣子。这怎么能让孔子在鲁国当官，把自己和老子、彭祖这样的人物相提并论呢！还有激烈的人，认为孔明无法与中田对抗，这与孩子的见识无异。那些人不认为中达的话是对的，相信中达吗？但是我不知道仲达的话有几个诡辩啊！仲达经常暗中，为了寻找共振行军营地的进退机会，不能发表谎言欺*自己的部下，他的诡计不能成功。谈论共鸣的人只是没有仔细测试这一点。起初，孔明率领军队齐山、仲达抵抗军队，听说孔明会收获全国小麦，他为了阻碍进攻，在星光灿烂的夜晚飞走了。孔明因食物短缺而退兵，中达诡辩。“虽然我带领军队连夜行军一次疲惫的官兵，但这是说，如果我懂得进军，就要有计划。(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战争)孔明不敢跟随卫戍驻军。因为那里很容易被占领。”军队没有现成的粮食，必须调兵和敌人交战。即使能战胜对手，下一场战斗将如何继续？(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战争》)这个有点随机，有机智的人绝对不会做。仲达心里知道孔明会这样做，表面上假装失言，欺*他的部下。很快，孔明进攻死谷，中达又率军抵抗。他知道孔明的军队还没有接近韦数，所以率领军队先越过韦数，按照韦数建立了营地。孔明率领军队到达后，仲达拿出诡辩说。“诸葛亮如果是勇敢的人，就要攻击武功，在那里沿着山安营。(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战争》)如果进入五脏院，他们将徒劳无功。敌人的士兵已经处于寺庙的土地上，你率领军队直接进攻，与他开战。(这样做你一定会吃亏的。)这也是有点随机机智的人绝对不会做的。仲达知道孔明肯定不会攻击他的守备地点，所以故意说这些话来掩饰自己的胆怯，表明自己像上帝一样可以预测，可以稳定所有上司的军心。所以孔明带着严正的军队，不使用奸诈的手段，不贪图小专业(果然没有攻击郑达)，仲达再次说。”孔明的抱负远大，但不知道抓住作战的战斗机。计谋很多，但不能决断外援。表面上**着军队，但不能权宜行事。“这种情况都是中达尔暗中寻找孔明行军雇佣兵的进退制，虚假欺*语言欺*下属的手法，这哪里是他的真面目！凡能观察到一个人的真面目的，不是敌人的真面目，而是敌人被消灭后。中达的敌人孔明与他对阵时，中达说的话是真的。

中达的敌人被消灭后，中达按照自己的方法行军，坐在军长上叹息。“我真是天下雇佣兵的奇才！”“如果对方看到他的雇佣兵的计谋，超出了自己做不到的能力，他就感到自己的心在不知不觉地失神，不知不觉地*露在话语中。(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战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的真面目。谈论这件事的人不相信**的真相，相信他奸诈的语言，难道又没有被中田的语言欺*吗？当代的李政是谈论兵法的有力的角色。我读了他的兵法答辩书，孔明兵法高明，法度婉转周到，曾经瞧不起中达的能力。精通兵法的人原来对兵法略知一二。一般读书的人为什么不这么想？孔明距今已近一千年了，没有什么能真正理解他的心。我对孔明评价的不幸不公平，所以我写了这些文章，表达了个人的看法，使我能够成为以成败论英雄的人或榜样。(莎士比亚)。

“科学”一词在中国出现于何时？

到底谁在中国先使用了“科学”这个词？

2014年09月16日1624来源：原载《自然辩证法通讯》 2009年第四期作者：朱正基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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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谁在中国文献中首先使用了“科学”一词，学术界先后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看法。《汉语大词典》“科学”项目的作者认为，“科学”的使用至少可以追溯到南宋的真量[1]。袁汉卿认为，梁启超首先使用了“科学”[2]；范洪叶认为康有为首次使用了“科学”[3]。王辉认为严复可能是中国早使用“科学”的人[4]。不久前周发健提出，近代中国早使用“科学”一词的人是王国维的话[5]。究竟谁在中国文献中先使用了“科学”一词？他还在什么意义上使用了“科学”一词？而且严复、王国维等人真的是中国近代**个使用“科学”的人吗？澄清这些问题无疑有助于我们澄清对“科学”一词的似是而非的认识，有助于加深对近代科学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理解。下面，笔者计划围绕这些问题，对“科学”一词在中国历史上的使用进行初步考察。

一、关于使用“科学”一人的争议

本文在第12卷，1993年出版的《汉语大词典》《科学》项目的开头写着“过去学”。宋振梁《送叔祖主筠州高要薄序》:《自科学》

之兴，世之为士者往往困於一日之程文，甚至於老死而或不遇。’”[1]陈亮(1143-1194)，字同甫，人称龙川先生。据传其著述达四十卷，但流传下来的各种版本都只有三十卷。因此，《四库全书》中的《龙川集》和结集刊行的《龙川文集》、《陈亮集》都只有三十卷。其中，《送叔祖主筠州高要薄序》收录于第十五卷。不过，文渊阁《四库全书》所收《龙川集》中的对应文字是：“自科举之兴世之为士者往往困於一日之程文甚至於老死而或不遇”[6]。显然，陈亮的《序》文中并未出现“科学”一词，相应地方写的是“科举”，而非“科学”。对以清同治退补斋本为底本，参照明成化本等校勘而成的《陈亮集》查证的结果是，该处写的也是“科举”二字[7]。进一步查阅北京图书馆收藏的其它多个繁体字版本的《龙川文集》、《陈亮集》之后发现，没有一本例外。据此，基本可以断言，《汉语大词典》“科学”词条中的引文出现了失误，该词条作者似乎将《送叔祖主筠州高要薄序》中的繁体字“举”字看成了“学”字，抑或受到了将“举”字误植为“学”字的简体字版本的误导。

袁翰青1985年在《北京晚报》上发表文章指出[2]，梁启超于1896年在《变法通议》中**次使用了“科学”一词。《饮冰室合集》所收《变法通议》中的《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一文中，的确印着“其稍进者曰：欲求新政，必兴学校，可谓知本矣。然师学不讲，教习乏人，能育才乎？科学不改，聪明之士，皆务习帖括，以取富贵，趋舍异路，能俯就乎？（标点系笔者所加）”[8]由于各种选编本大都依此版本排印，故该处排印的多为“科学”或“科学”二字。诚如樊洪业所指出，实际上，在袁文发表之前，日本学者铃木修次已经发现了此一令人费解的表述[3]。因为此处的“科学”变成了引发聪明之人埋头“务习帖括，以取富贵”的重要原因。后来，李华兴和吴嘉勋在编辑《梁启超选集》时找到了当年刊载该文的《时务报》，发现《时务报》上印的是“科举不改”，因而断定《饮冰室合集》排印时误将“举”字当成了“学”字[9]。如此一来，铃木修次的疑惑就迎刃而解了；同时，梁启超早在1896年就已开始使用“科学”之说也就不攻自破。

杨文衡1981年著文指出[10]，康有为在编辑《日本书目志》时，曾将两本含有“科学”字样的书籍，即日本普及舍译《科学入门》和本村骏吉著《科学之原理》列入《日本书目志》一册卷二理学门之中[11]。由于梁启超在1897年11月15日的《时务报》上曾以《读日本书目志书后》为题对该书进行过介绍[12]，故杨据此推断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应不晚于1897年[4]。实际上，康有为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曾明确写道：《日本书目志》自1896年开始编写，1897年7月*稿，当年冬天由上海大同译书局完成刻印[13]。问题是收录于《康有为全集》的《日本书目志》乃是依据1912年刻印的万木草堂丛书本排印的。据张伯桢《万木草堂丛书目录》载：“《日本书目考》，丁酉印于上海，戊戌八月、庚子正月，两奉伪旨毁版。”[14]由于当初的版本已被毁，我们不清楚康有为是否一开始就在《日本书目志》中收录了那两本带有“科学”字样的日文书名。而且，即使收录了，那也只不过是将他人的书名抄录于自己编写的著作之中而已，因此很难就此将早使用“科学”一词的功绩归于康有为。

不过，支持康有为先使用“科学”之说的证据似乎不仅限于此。在康有为1898年4月进呈给光绪皇帝的《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之中，康曾三度使用了“科学”一词。现录如下：“夫以总角至壮至老，实为有用之年华，可用之精力，假以从事科学，讲求政议，则三百万之人才，足以当荷兰、瑞典、丹墨、瑞士之民数矣。”“从此内讲中国文学，以研经义、国闻、掌故、名物，则为有用之才；外求各国科学，以研工艺、物理、政教、法律，则为通方之学。”“然后宏开校舍，教以科学，俟学校尽开，徐废科举。”[15]很明显，康有为所使用的“科学”指的是西方的“science”。樊洪业据此认为“康有为不仅是早引入‘科学’的人，也是早使用‘科学’的人。”[3]席泽宗、冯天瑜也基本赞同此一提法[16][17]。

康有为的上述奏折收录于《戊戌奏稿》，1911年首次刊印面世。据台湾学者黄彰健考证，《戊戌奏稿》中夹杂着很多伪稿。“《戊戌奏稿》所载奏折二十篇及进呈书序五篇，其中仅《进呈俄彼得变政记序》及《呈请代奏皇帝第七疏》，见于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上海大同译书局石印本《南海先生七上书记》，系戊戌**前公开印行，真实可信，其余二十三篇都是假的。”[18]也就是说康有为的上述奏折系伪稿，不足为凭。而且，即使康有为当年真的进呈过自作的《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由于我们今天见到的《戊戌奏稿》系康有为之女康同薇及其女婿麦孟华事后搜集整理而成[19]，并非原稿，故不能排除部分稿子被局部加工处理过的可能。因此，断言康有为1898年使用了“科学”一词似乎有些性急。

杨文衡1981年还指出[4]：严复戊戌变法前后，在其早期译著《国计学甲部》残稿的按语中使用过“科学”一词。严复在该按语中写到：“故即使治此学者，祈问之不灵，前言之不验，亦不过见（此）学之（未）精，原因之未得，不可谓人事无因果，抑科学之无此门也。”[20]此外，在1897年开始翻译、1900年*稿、1902年全书出版的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名著《原富》（国富论）中，严复多次使用了“科学”一词。如“至于国学所教之专门科学，得隽者非历所定年数不可。”[21]又如“故其（欧洲）中古所讲求者，皆神道设教，天人交际之理，寡所谓科学者也。”[21]严复《国计学甲部》残稿及其按语的完成时间不详，一般认为在《天演论》之前问世。这样一来，严复开始使用“科学”的时间肯定要早于康有为。故汪晖认为严复很可能是中国首用“科学”一词之人[4]。但是，严复在其1894-1896年间翻译、1898年出版的《天演论》中却又从未使用过“科学”一词。不仅如此，他1898年在北京同艺学堂演讲《西学通门径功用说》时，尽管通篇讲的都是西学之事，但“科学”一词他也一次都没有使用过。当时，他在指称西方科学时使用的仍是“格致”。故严复《国计学甲部》残稿按语中的“科学”是否真的是1896年写下的尚有待进一步考证。

朱发建认为王国维才是中国近代早、含义明确地使用“科学”一词之人[5]。其主要依据是，王国维1899年在为日本人著《东洋史要》中译本作“序”时说过：“自近世历史为一科学，故事实之间，不可无系统。抑无论何学，苟无系统之知识者，不可谓之科学。中国之所谓历史，殆无有系统者，不过**社会上散见之事实，单可称为史料而已，不得云历史。”[22]，由于文中“科学”一词两见，而且文未有王国维自署的日期：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加上该书有1900年东文学社排印本，故朱发建认为王国维1899年使用过“科学”一事不容置疑[5]。问题是单凭王国维1899年使用过“科学”一事就能断定王为中国近代早使用“科学”之人吗？纵使康有为、严复此前都没有使用过“科学”一词，也不意味着其他人同样没有在1899年前使用过“科学”。

二、早期使用“科学”的新事证

汉语典籍中“科学”一词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人们当时又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它的？

笔者近期对文渊阁《四库全书》、《四部丛刊》等丛书进行了全面检索，发现早在北宋李昉(925－996)等人编纂的《文苑英华》中就已出现了“科学”一词。《文苑英华》系宋太宗赵灵命李昉等二十余人共同编纂而成。宋真宗赵恒时曾进行过几次修订。宋孝宗赵时又命专人作了校订，后经多人复校，于嘉泰元年(1201)开始刻版，四年完工。这个宋刻本现在仅存残本。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胡维新等根据传抄本重新刻印。1966年中华书局用宋刻本一百四十卷和明刻本八百六十卷配齐影印出版[23]。

《文苑英华》全书一千卷，选录作家两千余人作品近两万篇。其中，约十分之九是唐人作品，其余则是南北朝作品，多数是根据当时流传不多的抄本诗文集收录的。该书第九百四十六卷收录了唐末罗衮的一篇题为《仓部栢郎中墓志铭》的作品。该墓志铭中有一段带有“科学”字样的文字，现依据文渊阁《四库全书》的记载抄录如下：“近代科学之家有栢氏仓部，府君讳宗回字几，圣祖士良忠州司马，父暠毛诗博士赠国子司业，君踵父学开元礼。咸通中，考官第之尚书落之，不胜压屈，因罢，取家荫出身选为州县官。”（引文标点系作者所加，下同）[24]经与明朝刻印的同名单行本[25]以及中华书局1966年的影印本[26]比照，确认文渊阁《四库全书》的该处抄录无误。

罗衮，字子制，今四川邛崃县人。其生卒年均不详，约唐昭宗光化末前后在世。大顺年间文学优赡科登第。官左拾遗，直言敢谏。唐哀帝时，官起居郎。朱晃灭唐称帝，罗衮仕梁官至礼部员外郎。罗衮能诗善文，《全唐诗》录其诗三首，《全唐文》录其文二十二篇。罗衮《仓部栢郎中墓志铭》中的“科学”显然是独立词汇，似可解作“科举之学”。它或许称得上是“科学”这个词汇在中国的早用例。

从文渊阁《四库全书》中笔者还发现了宋元时期的几个拟似“科学”的用例。

如金履祥(1232-1303)在《仁山文集》第四卷《鲁斋先生文集目后题》一文中写道：“初公之大父焕章公，与朱、张、吕三先生为友，父仙都公早从丽泽，又以通家子登沧洲之门。公天资超卓，未及接闻渊源之论而早孤，年长以壮，谓科学之学不足为也，而更为文章偶俪之文，又以偶俪之文不足为也，而从学于古文诗律之学，工力所到，随习辄精，今存於长啸。”[27]金履祥，字吉父，学者称“仁山先生”，今浙江兰溪人。金乃王柏**，并曾受学于朱熹二傅**何基。金在此处使用的“科学之学”非常难解，颇似“科学之学”之误。经与明抄本《仁山金先生文集》核对后[28]，确认文渊阁《四库全书》中的该处抄录有误，即《四库全书》的抄录者们将原文中的“举”字看成了“学”字。

又如王恽(1228-1304)在《秋涧集》第五十二卷《绛州重修夫子庙碑》一文末尾处写道：“厥初生民，秉彛昭融，物欲外迁，良心蔽蒙。于铄元圣，乃大有觉，何效何则，而先乎学。于嗟叔世，降及汉唐，道统湮微，絺文绘章，士鹜空言，吏昧厥治。朝夕孜孜，匪不磨励，科学异端。簿书期会，愚者不及，沦于自弃。圣不世出，发越道源，粃糠虚文。浩浩其天，庙宫之建，序庠是宣，穆穆睿思，意兹在焉。而吏而士，尚克勉旃，盤盤閟宫，完故益新，马公之功。本既立矣，道由生矣，视为饩羊，乃予之耻。”[29]《四部丛刊》景明弘治本《王秋涧先生文集》中也有这段模仿《诗经》写成的诗文[30]。王恽，字仲谋，号秋涧，今河南汲县人。这篇诗文中的“科学”二字似应独立地解作“科”与“学”，王在这里强调的应该是科罪与学理的疏离。换言之，此处的“科学”不应看作一个独立的词汇。

尽管“科学”一词在宋元时期的汉语典籍中很少出现，但从明清时期的文献中找到它并非难事。

如明朝唐顺之(1507-60)编纂的《稗编》中收录了题为《广科学以弭盗》一文，该文除标题中含有“科学”字样外，正文中也使用了“科学”一语。现録如下：“唐末进士不第，如王仙芝鋎唱*；而敬翔李振之徒，皆进士之不得志者也。盖四海九州之广，而岁上第者仅一、二十人。苟非才学超出伦比，必有绝意于功名之涂，无复顾藉。故圣朝广开科学之门，俾人人皆有觊觎之心，不忍自弃于贼盗奸宄。”[31]唐顺之，字应德，一字义修，号荆川，今江苏常州人。嘉靖八年(1529)会试**，官翰林编修，后调兵部主事。《广科学以弭盗》这篇文章中“科学”一词两度出现，没有理由怀疑它们都是“科举”之误。不难看出，此处的“科学”也是指“科举之学”。

又如明朝俞汝楫等人1620年辑成的《礼部志稿》中有关**职责的规定：“尚书、侍郎：掌礼乐、仪章、郊庙、祭祀、朝贡、会同宾客、宴享、学校、科学之政及天下祀典。”[32]此处的“科学”很明显乃“科举之学”之意。

清朝黄石麟撰《半芜园集》中收录了《寿封翁黄年伯叙》一文，该文中也出现了“科学”字样。黄在该文中写道：“某又进而言曰：君子所欲行其道者，入必执政相天下，出必莅学政以谓欲治其民者。吾欲以之豫治民之事，然则莅学政非独以其审于文也，盖以审其志行以知其性情功效之所际。而时之浮于科学之累者，言不能毕询其事，事不能毕按其言，则文之敝也。”[33]黄石麟，字云胎，今江西临川县人。其生卒年均不详。所着《半芜园集》因被江西巡抚郝硕奏缴，而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遭禁毁。依据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刻本摘录的上文中的“科学”显然是一个独立词汇，并应解作“科举之学”。

此外，文渊阁《四库全书》中还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科学”用例。乾隆五十五(1790)年奉敕编纂的《钦定千叟宴诗》第二十五卷中有一段关于钦天监西洋人那永福的记述：“欧逻巴州西天西意逹里亚（欧洲西边的意大利），臣所栖六城环以地中海，高墉架海横天梯，人有医、治、教、道四科学，物有金刚、珊瑚、哆罗珠、象犀。康熙九年入觐贡，自后岁奉金牒、航狻猊，懐仁、若望始守职跪奉。”[34]这篇文章中的“四科学”似既可解作“四门科学”，又可解作“四科之学”。因此，将这里的“科学”解作“分科之学(discipline)”应无不当，即使说它已带有“近代科学(Science)”之意也并非毫无道理。

综上所述，近代以前，“科学”一词已在汉语典籍中偶有出现。如果《文苑英华》中的相关记载以及文渊阁《四库全书》中的抄录没有出错，那么早使用“科学”一词之人似可溯及到唐末的罗衮。不过，那时候的“科学”大多指科举之学，也即儒生参加朝廷开设的分科考试所需掌握的学问。

三、洋务运动时期的“科学”用例

笔者前不久对清朝末期的中文文献进行重点排查之后发现，徐润(1838-1911)撰《徐愚斋自叙年谱》中的《光绪十八年壬辰五十五岁》条目里含有“科学”一词。现摘录如下：

“光绪十八年唐景星君卒於天津之开平局後，在局中公事房检出光绪四年译西应一千八百七十八年六月上海远东报。读其文，想其为人，景公诚人杰乎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心，窃向往焉。谨録其报章如下：

一千八百七十八年六月上海远东月报：清国之卓萃，而声望极隆，追随北清商务之君子，其名如下所述，其玉照已发于本报**百二十四页。金达君特为本报所摄得者也。伊所经营之事业略节于下：唐景星君以一千八百三十二年【道光十二年】生于广东省香山县地方。其早年教育自一千八百四十二年【道光二十二年】至一千八百四十八年【道光二十八年】得受之於香港马礼逊教科学，继进英国教会学堂……”(35)

徐润转录的这篇唐景星(1832-1892)译稿中的“科学”一词显然不是“科举之学”之意。

徐润，字润立，号雨之，别号愚斋，广东香山人。14岁到上海，初在其伯父任买办的宝顺洋行当学徒。1859年，与人合开绍祥字号，包办各洋行丝、茶、棉花生意；其后，又与人合股开设敦茂钱庄。1861年任宝顺洋行副买办。1868年*离宝顺洋行，自设宝源祥茶栈，在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等地遍设茶号，成为饶有资产的独立商人。1873年，接受李鸿章(1823-1901)的委派，担任上海轮船招商总局会办，协助其同乡、总办唐廷枢，也即唐景星改组濒临破产的轮船招商总局，其后创办仁和水险、济和水火险公司。1883年，中法战争*发。次年，徐因投资失败，挪用招商局款而被革职。后北上专任开平矿务局会办。1889年与唐廷枢接办广东香山天华银矿。1892年，会办热河建平地金矿等。1902年在上海创办景纶衫袜厂。1903～1906年，由袁世凯(1859-1916)委任重返招商局，为代理总办。上海商务总会成立后，任**任协理。1911年3月9日卒于上海。(36)《徐愚斋自述年谱》主要是由徐润本人晚年动笔整理而成的，1927年由其家族自费刊印。该年谱采用竖排，且无标点。其中有很多关于唐廷枢的描写。

唐廷枢，号景星、亦作镜心，广东香山人。1842年入读香港马礼逊(RobertMorrison,1782-1834)学堂。1846年其同学容闳(1828-1912)等三人获得香港商界及英文报业资助赴美留学，遂成为我国**批留美学生。在马礼逊学堂就读六年后，唐进而转入另一所教会学校继续学习。接受多年西式教育之后，唐廷枢不仅习得了一口流利的英语，而且还掌握了不少西方科学知识。1851年，唐廷枢开始在香港担任英语翻译；接着又于1858年转到上海继续担任翻译。1861年，经香山同乡、英商怡和洋行买办林钦推荐，唐廷枢开始“代理该行长江一带生意”，1863年正式转到怡和洋行当买办。自此，唐廷枢开始了10年的买办生涯。1873年，他接受李鸿章之邀，离开怡和洋行，到轮船招商总局担任总办。此后，这位昔日的大买办以中国近代**个官督商办企业掌舵人的身份，与徐润等人联手游走于官场与商海之中。1885年，唐廷枢离开招商局，北上专办开平矿务局。1892年10月，唐廷枢病逝于天津，终年61岁。[37][38]

唐廷枢从小在教会学校学习，工作后又长期与外国人打交道，因此其英语表达如同母语一样自如，以致在洋行任职的买办们常常会找上门来向其请教英语。为了方便人们学习英语，更好地与外国人打交道，唐廷枢决心编写一本实用英语会话手册。这就是后来的《英语集全》。《英语集全》共六卷，于同治二年(1862)在广州纬经堂出版发行。该书采用广州话对英语单词和句子进行对比翻译和注音，被公认为中国人学习英语的**部教科书。我们今日所使用的“英语”一词就出自于该书的书名，当时人们称“English”为“鬼话”或“英话”，而不是“英语”。[39]

除编写《英语集全》外，唐廷枢还积极参与了中国近代**所中外合办、以学习自然科学为主的学校——格致书院的创建。1873年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SirWalterHenryMedhurst,1823-1885)倡议在上海设立一所专供中国人讲求科学技术的学校。唐廷枢与麦华陀都有香港、上海的经历，且互学对方的语言文字，加上工作关系，彼此之间颇有交情。因此，唐廷枢积极呼应麦华陀的建议，在创建格致书院一事上既出钱又出力。格致书院实行董事会管理，**届董事会由4名董事组成，其中仅有的1名华人董事就是唐廷枢。书院创立不久便开始从西方购置了一批科学仪器设备，并公开展览，免费供人观赏。1877年，书院开始举办科学讲座；1879年开始招收学生。徐寿(1818-1884)、王韬(1828-1897)等著名学者曾先后担任该书院负责人。[40]无疑，格致书院的创立对增进唐廷枢对西方科学技术的理解或多或少地产生了一些影响。

由上可知，徐润和唐廷枢二人不仅是同乡，而且还是同事。在上海招商局时代，一个任会办，一个任总办，两人合作共事达十年之久。1885年，唐廷枢北上总办开平矿务局业务后，徐润又来到开平矿务局任会办，协助唐廷枢主持局务。因此，当唐廷枢1892年卒于天津的开平矿务局时，作为挚友、副手的徐润能够获得从唐廷枢办公室找到的译自于上海《远东月报》1878年6月号的文稿不难理解。再者，徐润完全没有必要在年谱中**，杜撰光绪四年上海《远东月报》译稿这一史实。简言之，徐润年谱中有关光绪四年上海《远东月报》译稿的记载是可信的。

毋庸置疑，上海《远东月报》1878年6月号上的那篇介绍唐廷枢的文章译稿出自唐廷枢本人之手，因为对英语犹如母语的唐廷枢来讲，没有必要拜托他人翻译一篇关于自己的英文短稿。不过，尽管唐廷枢在这篇译稿中使用了“科学”一词，但它不像是“science”的对译。如果唐廷枢那时就已形成了“science”应该翻译成“科学”的看法，以他当时在格致书院以及整个上海滩的地位，*怕将“science”译作“格致”的做法就不可能风行到甲午战争*发。

总之，即使是在中国近代，**个使用“科学”之人的头衔也很难授给康有为，或者严复、王国维。就目前所掌握的证据而言，好像唐廷枢才是中国近代**个使用“科学”之人。尽管唐廷枢所使用的“科学”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科学”，但也不像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而甲午战争失败后，康有为、严复、王国维等人使用的“科学”则明显是指西方的“science”。

对“科学”一词在汉语典籍中的使用情况进行一番考察之后，笔者确认：1、康有为、严复、王国维、梁启超均非在中国早使用“科学”之人，也不是中国近代早使用“科学”之人。2、如果文渊阁《四库全书》等文献中的相关抄录没有出错，早使用“科学”一词之人似可溯及到唐末的罗衮。3、近代以前，“科学”一词虽在汉语典籍中偶有出现，但大多指科举之学。除在“分科之学”这一点上与今日的“科学”有些相似之外，其它则毫无共通之处。4、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而言，似乎英语翻译出身的晚清著名企业家唐廷枢才是中国近代**个使用“科学”之人。

（谢辞：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技术方**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韩增禄教授曾将其积累的古文献查阅经验无私地传授给了笔者，为本文的顺利完成发挥了积极作用，谨此致谢！）

周程(1964-)男，安徽枞阳人，东京大学交叉科学系博士，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科学社会史。

【参考文献】

略，因为不够放下所有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