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恋爱(石评梅《弃妇》：自由恋爱兴起，传统婚姻下的原配妻子注定被抛弃)
鲁迅先生在《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中曾讲到：作为新女性的形象代表，娜拉从传统家庭中出走之后，只有两条出路，要么在社会上堕落，要么回到家中来。
他对她们的命运表示悲哀：“人生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
民国时，梦醒了的女性都无路可走，那尚没有梦醒或者没有机会梦醒的女性又该何去何从呢？又有多少人去关注过她们呢？
这类女性仿佛是时代的尘埃，摆*不了被扫除的命运。但是她们与觉醒了的女性一样，同样是女性，同样也是旧制度的受害者。
这是一个矛盾纠结的问题。当民国的先行者们想要用新思想唤醒女性们去试图掌控自己的命运时，他们永远只会唤醒其中的一部分女性。
在地域上，新思想的传播更多集中于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像上海、北京、广州等地。而信息传播不是那么顺畅、传统思维更加牢固的地区的女性，不仅很少有机会接触这类新思想，而且也很难接受这类思想。
在教育上，新思想更多集中于在新式学校中读书的女性，或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女性。在年龄层次上，新思想更多的提倡者和接受者，都是年轻女性。
这样一来，民国时新思想的传播让女性从内部出现了分化。相对来说，接受了新思想的女性更受到人们的关注。毕竟她们代表了一种时代发展的潮流。而没有接受新思想洗礼的女性则不是被忽略，就成了先行者及这些新女性们的批判对象或者是大的阻碍之一。
这是一种历史推进下带来的命运折叠，时代运行中不可避免的悲剧。可是她们同样有他们存在的价值，同样有她们存在的意义。她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历史。而在这类女性群体中，接受过新思想的男性们的发妻，便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类女性。
这些明媒正娶的妻子按照传统的规矩是名正言顺、来历正、为家族所承认。但是在新思想尤其是其中的自由恋爱思想下，她们却成了丈夫追求自由爱情大的桎梏。于是摆在她们面前的命运只有被抛弃一种。
在中国近代史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鲁迅非常关注娜拉一类的新女性，但是他同样有一个明媒正娶的发妻。他对待她的态度是反感，是冷漠，是远离，甚至是不承认。
袁世凯同样有一个明媒正娶的发妻于氏，他在一生中除了婚后的一段时间外，几乎没有与她同房过，甚至与她说话都是偶尔奉行公事。***要员陈诚更是用权力逼迫发妻同意离婚。
张爱玲在小说《五四遗事》中也曾提到过这一类女性。但是她的关注点更多的还是接受过新思想洗礼的新青年男女们。而石评梅的小说《弃妇》则是直接针对这一问题进行发声。
其实事情也是有些诡异。石评梅本身在当时的新旧思想交替的环境下，她就属于娜拉一类的新式女性。她曾为了逃离传统桎梏，离开老家，只身来到北平发展。而石评梅的选择也是研究五四新女性的历史研究者们主要关注的对象。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石评梅先后有过两任爱人，他们都有明媒正娶的发妻，也都曾成为了她爱情道路上的阻碍。
**位爱人名叫吴天放。他是一位曾经留学过美国的新青年。当然他也是一个风流才子。石评梅出色的才华和气质让吴天放无法自拔，于是使尽各种方式追求石评梅。两人前后交往了三年。
石评梅这才在无意中发现，吴天放竟然有妻子。两人之事也就不了了之。这甚至让石评梅悲痛欲绝，以至于将自己比作“枯萎的花篮”。
石评梅的第二任爱人名叫高君宇。
他同样在家中有一位妻子。不过他的处理方式与吴天放不同。他为了表达对石评梅的爱意，花费了很大的代价与原配妻子离了婚。不过石评梅被伤害得太重，无法接受这样的婚姻。虽然两人有很深的感情，但是先后两位爱人的妻子之事还是让她心中悲痛。
这样的经历深深影响了她在女性问题上的观点。她对他们的发妻心中不可避免会有一点嫉恨的情绪，但是更多的应该还是对她们的一种同情。
新女性的代表关心旧礼制下的传统女性，这在民国新女性中可以说是一枝独秀。可见她的关怀是一种对于所有女性命运的关怀，而不是有门户之见。
《弃妇》是石评梅的一部短篇小说，于一九二五年发表在《京报副刊·妇女周刊》的周年纪念号上。篇幅非常短小，但是内容却很犀利。
自由恋爱思想的传播一方面确实带来了一些思想上和风气上的改变，但是同样有些男人却只是将其当作是一种时髦。
这也是新思想传播不可避免的情况。像张爱玲在《五四遗事》中的主角罗姓青年其实只不过是喜欢密斯范那样的新式女性而已，并不真正是因为践行新思想，不过是欲望的推动罢了。很多男人便打着自由恋爱的口号，实际上只是为喜新厌旧寻找借口。包括石评梅经历过的两位男朋友本质上也无外乎于此。
瑜是小说《弃妇》中的女主角，徽之是她舅舅家的表哥。小说主要是以瑜的视角来讲述徽之背叛了妻子，在外面有了新欢，并极力要求与妻子离婚，结果导致妻子服*自尽的故事。
小说多数篇幅是在描述徽之给瑜的一封信，其他的部分则是讲述瑜及其他人对这件事的看法及其妻子的悲惨命运。两部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徽之在信中构想了一个充满罪恶的丑恶家族。罪恶的源泉是他的奶奶。他觉得自己的母亲在她的面前已经受够了苦楚，他实在不忍心让自己的妻子再受这样的折磨，于是他觉得必须要放她自由。自由的方式就是与她离婚。
中间他还表达了自己对妻子是多么的热爱，多么的关心。并一再告诉瑜不要相信那些所谓的他在外面有了新欢的传言，一定要相信自己。
可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徽之就像是一个花言巧语的小丑。他与其妻子的情况，瑜的心中是一清二楚。
徽之家与其妻子家乃是世交，都可以说是书香门第。古代像这种通好之家联姻的情况非常普遍。徽之的妻子十年之前就嫁给了徽之。可是徽之在结婚后立马就出去上学、工作了。其妻子与他只是拜过堂，成过亲，之后的十年就一直处于守活寡之中。
在这个过程中，徽之很少回家看望妻子，甚至都没有写过信，与之交流过。他都没有认真了解过其妻子。
虽然接触不多，但是两人已经是实打实的结婚了。其妻子在他家居住，天天照顾他的母亲及祖母。这也是这类特殊女性群体的主要特点。丈夫外出求学、忙事业，发妻在家照顾公婆。丈夫几乎不怎么回家。
张爱玲笔下的罗姓青年的妻子就是如此。她们一心照顾家中，免去丈夫的后顾之忧，在她们看来，这是她们对丈夫大的帮助。
可是十年的苦守换来的是什么呢？徽之毕业之后，喜欢的女性类型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按照传统来说，像徽之妻子这就属于能文识字的大家闺秀，是为理想的妻子。可是徽之到了大城市中接受了新思想、新知识的洗涤，他更喜欢“又会跳舞，又会弹琴，又会应酬，又有名誉，又有学问”的“时髦女学生”。
其实也不是因为知识的缘故，倒更多是五光十色的城市生活腐化了他的心，放大了他心中的欲望而已。
在这种传统保存的比较完整的家庭中无缘无故地与妻子离婚自然是不可能成功的。古代虽然对于女性有七出之条，但是这也同样是对女性的一种保护，防止丈夫喜新厌旧，随意抛弃妻子。
徽之这次离婚，其实就是为了正式迎娶他在城中交往的新欢。就像陈诚为了谭祥与妻子离婚是一样的。眼看事情不可行，他担心受到严格的祖母的惩罚，一溜烟跑回了城里，只留下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
徽之的妻子经他这样一闹，心中受到了莫大的伤害。悲痛之余，她毅然服*自尽了。其实她能有什么样的选择呢？
徽之要求离婚，虽然其祖母、母亲不同意，但是这也使她们将大部分罪过都发泄到其妻子身上。她们不可能真正惩罚自己的儿子，过错只能留给其妻子。而且其妻子的名声在当地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出门就会被别人戳脊梁骨。
虽然过错并不在她，但是丈夫犯的错也都要她一个人承担因此而产生的道德问责。
这还是其次的。重要的是作为一名传统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女子，徽之的妻子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如何相夫教子，如何得到丈夫的喜爱，如何忠诚于丈夫。
她没有别的求生技能，习俗也不允许她在外面独自求生。她唯一的依靠就是丈夫。与丈夫离婚无异于被赶出家门。
她以后又该如何生活呢？还有谁会娶这样的女子呢？她又该如何面对众人的眼光呢？
瑜对表嫂十分怜惜：“环境礼教已经承认她是表哥的妻子了——什么妻。便是属于表哥的一样东西了。表哥弃了她让她如何做人呢？她此后的心将依靠谁？”这也是石评梅的心里话。
她对当时打着自由恋爱四处追求女人的举动十分痛恨：“多少男人都是弃了自己家里的妻子，向外边饿鸭似的，猎捕女性。自由恋爱的招牌底，有多少可怜的怨女弃妇践踏着！同时受*当妾的女士们也因之增加了不少。”
可见这种情况在当时是多么普遍。石评梅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位受害者。这部小说有一部分其个人经历的内容，只是她主要是站在那些可怜的发妻们的立场上来看待问题。
思想的本来目的，都是很好的，但是却往往被人利用，成为达成个人目的的借口。“伪君子”就是这样一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