惘然无措(古老帝国对现代性的初体认在海上)

——读《海洋史上的近代中国》

尽管,早在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里,就有中国人走向海洋的证据,但在很长时间内,海洋对中国人都保持着神秘色彩。而中国人真正开始理性探索和利用海洋,还要等到唐宋时代。唐宋时期,造船业的成熟和指南针技术的出现,令中国人能更深入探索邻近的海洋,并借助海上渠道与更多的域外文明连接。这种碰撞也让华夏文明圈的范围扩大了数倍。

也正是从此时起,海洋文明开始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部分。尽管此后,中国在朝代更迭中数次经历锁国政策,却再也难以摆*这样一种趋势:来自海上的域外交流逐渐超越来自陆地的交流,海洋对于国家的影响越来越大,并终成为决定中国历史走向的关键力量。到了晚清,这种趋势更让国人意识到,已很难再忽视来自海洋的力量了。

所以,理解中国的变化,就必须理解中国的海洋史。遗憾的是,直到今天,在大部分国人的潜意识里,中国史的叙事视角仍聚焦于内陆,即使谈到海洋,也不过只是将其作为内陆史的补充,很少有人在意,在自明末到晚清的两三百年,海洋文明早已渗透至国人的日常经济生活。也正因此,我们始终认为,晚清经济和社会秩序的崩溃,是由于西方列强的冲击和满族贵族统治的**,却没意识到,在底层社会的日常经济活动里,官方统治体系和秩序早就在慢慢瓦解。这种社会细胞的变异日积月累,终造成了晚清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有意思的是,反倒是习惯于与中国进行“海洋交流”的日本学者,很早就发现中国历史中的“海洋基因”。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无论滨下武志对朝贡贸易体系的研究,还是杉原熏等日本学者对亚洲内部贸易成长的研究,均基于这样的学术背景。受此影响,中国经济史也出现了以通商口岸为主的研究,其中就包括京都大学历史学家村上卫的《海洋史上的近代中国》。

《海洋史上的近代中国》的研究主线,是**次**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开放的**批通商口岸之一厦门,以及厦门周边的福建人的贸易活动。这本书副标题即为“福建人的活动与英国、清朝的因应”。考虑到历史变化的延展性,村上卫还将研究的时代背景,延伸到**战争前闽粤沿海民众的贸易。

通过描述通商口岸开埠前后厦门经济圈内社会秩序、贸易的变化,村上卫提出,清朝沿海秩序的崩溃并不发生在**战争后,在战前就有了这样的迹象。而在这种变动背后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清政府对沿海地区的统治政策,也并非英国等西方列强的侵入,而是普通民众对利益追逐的一致性。

村上卫在开篇就提到了1885年发生在福建省漳浦县海域的一桩英国船触礁**。在这个**里,我们以往的历史叙事发生了逆转:英国人成为“弱势群体”,他们的船只在触礁后,迅速被当地渔船包围。随后,数百位渔民劫掠了英国船,英国船员终保住的只有**等部分物品。村上卫说,类似的“事故”在晚清中国的沿海地区不断上演。村上卫想要暗示的,并非我们惯常的历史观念——英国人在陈腐的****面前显示出绝对优势——完全错误,而是想要揭示出历史细节远较我们认识的要复杂得多。

清末民初,中国人常被形容为“一盘散沙”,并被认为这是很长时间内无法完成国家整合而受到列强欺凌的重要原因。因此,那个时代中国人的个体行为很容易就被否定。但犹如1885年福建漳浦**所呈现出的那样,村上卫认为,近代中国人也经常表现出“行动一致”的一面。更重要的是,这种“零散行动”对近代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正是这些“零散行动”,“将中国推向新的时代,不仅将列强对中国国内的影响降至低,甚至摆弄、牵制了列强”。

这些“零散行动”由于大多基于利益,因此本质上就是民众的经济活动。所以,晚清东南沿海民众的贸易,便成为村上卫叙事的主线。而在这些贸易活动中,核心的商品就是**。但与大部分学者不同,村上卫抛开了**以往背负的情感色彩,而将其视作中性的大宗商品,就如茶、糖等一样。这也让我们能更客观地观察到,东南沿海的贸易在晚清曾产生过以下几方面影响。

首先,这些贸易活动对清朝地方统治和英国等列强的利益共同造成了冲击。为应对这种冲击,在**战争中互相敌对的清政府与西方列强联起了手来,以共同恢复东南沿海的秩序。此后,这也成为晚清政府应对国内反叛的一种模式。在后来镇压太平天国等历史**里,这种中外联手模式得到了更大规模运用。

其次,贸易活动的挑战,还促成清朝地方政府和地方精英发展起了团练。在清政府军事力量不足以稳定当地社会秩序,而西方力量又无意于更深涉足地方事务时,地方官僚和精英就不得不借助地方力量发展团练,来应对传统秩序的崩溃。这种方式此后也成为晚清的一大特色。

再次,随着地方团练的发展及在某些方面的成功,满清贵族和部分官僚开始依赖于这种“团练神话”。团练神话与民众抵抗神话就是在成为许多沿海地区形成、散播开来的。这种神话此后使得清朝统治者错判了其与西方列强的力量对比,并造成了“义和团悲剧”,将国家秩序推至更混*的局面,终葬送了清朝。

后,正是在这些看似混*,甚至很多是非法的沿海贸易活动里,中国人形成了近代海事制度。因此,起码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人在晚清变局中所经历的不只有耻辱,还有古老帝国对现代性和全球化初体认。

我们看到,在村上卫的历史叙事里,面对全球贸易体系的融合和变化时,中国民众的行为并不是完全被动的。由西方列强主导的全球海洋秩序的重构,的确破坏了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传统秩序,通商口岸制度更加速了这种破坏,但近代制度也是在民众和西方列强的冲突交流过程中形成的。所以,村上卫才强调,“近代制度被引人中国大多是在双方的合作关系中推进的,并非是依照外国、外国人的意图实现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也有部分制度是清朝强行推动的。

在有关英籍华人的主题讨论里,村上卫更深入探讨了晚清的中国人是如何利用西方力量和西方制度的。看他的描述,中国人在英国和清政府的夹缝里“求生活”时表现得过于“狡狯”,但也应承认,面对局势变动,与统治者的惘然无措相比,底层民众的反应显然要敏捷得多。

村上卫自诩《海洋史上的近代中国》“可能会是先描述晚清中国‘海洋史’整体”的图书。大量翔实的统计数据证明作者并非自我吹嘘。正是依靠还原沿海地区民众的贸易和经济活动,村上卫展现了晚清中国的另一种面貌,呈现出了一场“不一样的**战争”。他让读者注意到,在那场战争的背后,还有海盗、苦力贸易、**贩子、牙行、英籍华人、普通渔民的身影。正是有了他们,中国近代史才更完整,更丰满。